近来，作为一种新的“指控”，“弱女叙事”引发了诸多关注。直至目前，“弱女叙事”的含义并不稳定，但大致能够将其定义为“以女性的脆弱、无助、受害、悲剧结局为核心的叙事方式”。
今年以来，《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因描写性侵受害者沉溺痛苦的复杂心理，被贴上“弱女叙事”标签成为舆论焦点。一位博主“奉劝大家不要去共情那些引导女性自毁的文字”，并点名批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弱女叙事”的代表，她的发言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将“弱女叙事”推向了公众辩论的中心。支持者认为此类叙事加剧了受害者身份认同，反对者则指出批评该叙事的本质是“恐弱”心理作祟，并认为否定脆弱表达实为对女性主义的背离。
争议背后，正是女性内部对路径的分歧：当酷飒的“强女”自强不息地突围时，“弱女”则仿佛站在原地，撕开化脓的伤口，展露暴力的运作。这场辩论触及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弱的呜咽”与“强的咆哮”如何同时被听到。
然而，更根本的问题是，“弱”与“强”真的如此对立吗？在《初步举证》和《蛋壳头骨》的叙事中，我们看到的并非单向度的受害或胜利，而是脆弱与力量的纠缠——泰莎在法庭上哽咽却据理力争，布里·李在创伤记忆与法律斗争间反复拉扯。没有绝对的逆来顺受或摇旗呐喊，她们都在以“不恰当”的方式摇晃固定的话语结构，在挤压中回响。
这些叙事提示我们，“脆弱性”是复杂且根本的。在“弱女叙事”的标签之外，我们更应思考：如何在复杂、矛盾、不完美的女性表达中，看见真正的力量？
“弱女叙事”？
围绕“弱女叙事”的争议，展现出两种伦理的碰撞：一方警惕文学对女性受害经验的“美学化”加工可能深化她们的“习得性无助”，聪慧的文学才女在国文老师面前无法反抗，只能吞咽着痛苦滑落深渊；另一方则强调苦难书写的必要性——当现实中的结构性暴力尚未消解，要求受害者具备“完美的自主反抗性”无异于另一种道德绑架。
在回答“弱女叙事在文化领域究竟会对女性产生什么影响”之前，首先需要澄清概念。直至目前，“弱女叙事”的含义并不稳定，但大致能够将其定义为“以女性的脆弱、无助、受害、悲剧结局为核心的叙事方式”。最初的批评者以《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为靶心，认为其以凄美诗意的语言描绘性暴力的受害者，将房思琪的“自我说服”展现为一种“病美”，可能会诱导读者“共情那些引导女性自毁的文字”，陷入自怜却无法行动。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 著，磨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2月。
这种批评折射出一种焦虑，它由两个层面构成：其一，对公共讨论中“痛苦叙事”主流化的厌倦，担忧其挤压其他“不完美受害”经验的存在空间；其二，对女性长期困于“被动受害者”叙事模板的警惕，希望文学能提供更多挣脱困境的想象。
然而，从反驳者的视角看，这类批评存在着悖论：要求房思琪“愤怒控诉”或“完美自救”，本质是在塑造另一种符合当下“大女主”潮流设定的新型“理想受害者”（成功的反击者），却无视了权力不对等下“沉默”与“扭曲”恰恰是暴力最真实的创口。另一方面，这类批评者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文学的教化功能，甚至试图将文学转化为人生指南，而忽视了艺术对复杂人性的描绘和探索的意义——林奕含笔下，房思琪用李国华教授的修辞自我麻醉的过程，正是她将自己作为标本，对语言如何被权力异化进行的活体解剖。
这种讨论的撕裂与“服美役”概念的异化轨迹惊人相似：二者最初都源于对结构性压迫的批判（容貌焦虑/受害叙事单一化），却在传播中沦为新的规训工具。“服美役”的提出，原本意在表达对女性结构性自我客体化的隐忧，但在社交媒体语境下，它反而成为女性强化自我客体化的新工具。当女性以“是否服美役”为标准评价自己和他人时，便重蹈“被审视”的覆辙。与之相对照，当“是否生产/沉溺弱女叙事”成为衡量女性精神强弱的标准时，批判者实际上再现了“完美受害人”陷阱，当我们将审判的焦点转向受害者的表达方式时，或许纵容着以“叙事不够正确”之名逃避共情真实苦难的潜意识。
网络讨论因缺乏面对面的善意，对“弱女叙事”的批评与反驳逐渐被情绪裹挟，双方执着于自身立场而不再基于信任和善意主动理解对方，这终将扭曲各方自身的合理性。此时，我们需要找回感受的距离，梳理差异，以重新构建理解和团结。“怒其不争”的情绪应当被尊重，但“哀其不幸”应当是前提。
总的来说，所谓的“弱女叙事”还不够普遍。惨痛的事实证明，该被影响的人还没有看到。刚刚以生命为代价控诉不公的韩国女明星金赛纶，用死亡再次提醒我们，对弱女叙事的指责或许存在着一种因果颠倒——当这位韩国女演员不得不用结束生命换取其证言的可信度时，暴露的恰是权力系统如何蚕食“弱女”。
金赛纶主演《道熙呀》剧照。
金赛纶在少女时期被捕猎、被资本榨取童星光环、被舆论追猎道德瑕疵。直到死后，她才被认真对待，相关证据才被看见和听到，才收获公众的同情，被认证为“受害者”。这恰恰印证了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在《知识的不正义》中提出的“诠释的不正义”（hermeneutical injustice）：当社会缺乏理解某种痛苦的认知框架，受害者的声音便永远无法被识别，痛苦更无法作为集体性的知识被承认。此时，弱者完成控诉的可能方式需要打破常规，自我毁灭正是较为极端的一种。
从这个视角看，“弱女叙事”总是伴随着作者人生与文本的互文，具有一种壮烈的、走向毁灭的主动性。当林奕含写下诸如“他硬插进来，而我为此道歉”等文字时，她是在通过某种反常的表达冲破常规，剖开自身“非常规”的痛苦。金赛纶的独白与房思琪的日记同样锋利：她们选择了弱女叙事，弱女叙事也早被焊死在她们命运的出口。当社会拒绝为活着的痛苦提供诠释框架，弱者最后的诠释权便是用施暴者的语言书写自身死亡的轨迹。
不是“恐弱”，是“期盼”
判定“讨厌弱女叙事的人潜意识厌女”也是不公平的指控，这种批评的合理性需从两方面澄清：一方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讨厌的原因。这里的批评者，主要是因“期待突破现实困境的解决方法的落空”而感到焦虑，这是一种类似“义愤”的道德情感。另一方面，“弱女叙事”和“恐弱”的“弱”含义不尽相同，混淆二者会导致伦理判断错位。
首先，对每个个体而言，即便是经历过相似的创伤，也没有天然的绝对同质感受。与此同时，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看，我们对痛苦的反应都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习得的，具有文化的普遍性——个体对自身经验的解读依赖于所处意义系统的动态“符号宇宙”，而“感同身受”本质上是话语实践的产物。
若一个房思琪式的受害者仅仅接触到“凄美的苦痛”的叙事模板，她的创伤认知极有可能会被困在伤害合理化的闭环中。心智成熟置身事外者固然能领悟这种用诗意包装残忍的叙事之震撼，但对亲历创伤却缺乏支持的年轻生命而言，这些文字仿佛是在创口上种植罂粟花。
文学的多义性在此可能引发实践的双重性：它既可能作为（潜在）受害者抵抗遗忘的武器，也可能成为施害者的伪装工具。这种多意性既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也会带来困惑。在反复咀嚼和渲染痛苦时，很多读者可能止步于“创伤奇观”。批评者也是因此而着急：为什么只有创伤，却没有对问题的系统认知和解决方案，甚至没有姿态鲜明的控诉？值得反思的是，文学对读者的心智成熟程度有所要求，“弱女叙事”需要找到合适的读者。
《黑箱》， [日] 伊藤诗织 著，匡匡 译，雅众文化/ 中信·无界/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4月。
但是，倘若这个受害者同时接触到《黑箱》这类纪实文学，看到伊藤诗织在耻辱疼痛、冤不能言时，冷静地将创伤客观化、积极介入证言政治学，在不完善的法律系统中拼力斗争，她就更有可能由此建构出“创伤可转化为制度批判武器”的认知，更有可能将自身的痛苦重新锚定为“需通过司法抗争解决的公共事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上两种叙事并非对立关系，它们共同构建了我们认知苦难的光谱——前者揭露人类心灵的暗淡幽微和变幻莫测，后者提供破除结构性暴力的精神动力和方法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审判痛苦叙事存在多义性，而在于何以不断地丰富和充实叙事。
其次，更重要的是理解“弱女”与“恐弱”的差别和关联。
当下最为流行的关乎“恐弱”的定义源于上野千鹤子的《始于极限》，她提出，“不愿被称为受害者，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这种心态是‘恐弱’。”与之相应，在《为了活下去的思想》中，上野千鹤子在结构层面系统阐述了“女性主义是让弱者能以弱者的姿态生存”这一核心思想。结合这两方面推理，在当下社会所创造的强弱尺度之下，“弱者”将面对诸多困难，而在苦难中呈现出一种自我欺骗的不愿承认困境的心态即为“恐弱”。
《为了活下去的思想》，[日]上野千鹤子 著，邹韵 / 薛梅 译，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12月。
“弱女”是后天形成的一种状态，它既包含在客观的、结构的层面，女性被制度设计为弱者，也包括主观的、个体的心态层面，女性将自己认定为弱者后，失去了自救的动力。“弱女叙事”即是弱女将自己视作“本质弱势”后，丧失主动性时的自我表达。
由上可见，“恐弱者”往往是倾向于使用“是自己的选择”这种虚假的能动性回避结构性困境，而“弱女叙事”的批评者则是迫切地期盼失去改变动力的弱女们好起来。然而，无论我们急切与否，都无法也不应该去审判他人的人生态度，我们能做的，只有改变客观结构，并且生产更多的叙事可能，提供实在的选择，并将其沉淀于人类的文化库之中。
《初步举证》剧照。
正在热映的舞台纪录电影《初步举证》恰恰展现出强女和弱女的一体性。电影讲述精英女律师泰莎在遭遇性侵后，如何挑战司法体系中的性别不公。其中，无论是“创伤”还是“不公”都难以名状。泰莎（朱迪·科默饰）曾为“强女”，拥有社会精英的积极和奋进；随后作为受害者羞愤无依，万念俱灰，取证时二次伤害扑面而来；再度奋起时，她与男性中心的司法系统打了一场持久的硬战，结局虽败犹胜。
《初步举证》试图通过演员极端坦诚的自我剖白说明，性侵中，或者任何可能造成剥削的社会关系中，一个人的痛苦在社会、文化和司法系统内“不被看见和倾听”是真正杀人诛心之所在，也正是这些“无视”，可能击垮“强女”，或者说，塑造“弱女”。由此可见，“弱女叙事”作为一种警醒和共鸣的起点十分必要，但是，我们或许可以给它更换一个更不易引发情绪的名字。
女性叙事如何安置“脆弱性”？
“弱女叙事”为被遮蔽的女性痛苦赋予了形状，却也受制于“命名的陷阱”。这一命名陷入了文化中“弱”与“强”的二元对立，暗含着对“脆弱”女性主体性的贬低——仿佛“脆弱”是一种缺陷，而“强大”则必须通过剥离消极情感，永远保持行动力来实现。然而，这种二分法忽视了脆弱本身的可能性。与其将“弱女”视为被动的受害者，或许更应该重新思考脆弱性在女性叙事中的位置。《初步举证》的泰莎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当她从精英律师的身份跌落为性侵受害者，在法庭上讲述自己遭受侵犯时，那些颤抖的哽咽与精准的法律术语交织在一起，恰恰证明了脆弱性与力量本可以共存。
《初步举证》剧照。
“弱女”作为一种命名，所隐含的价值判断过于强烈，容易激化对立情绪。因此，或许更适合以“痛苦叙事”来指称这类表达。后者强调经历与表达本身，而非对表达主体的预设判断，它提供了一种更开放的讨论框架。
与此同时，脆弱性本身值得被进一步认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脆弱不安的生命》中指出，人类的脆弱性源于两方面：一是身体物质性的局限（如疾病、暴力、死亡），二是社会关系的依赖性（即个体只有在被他者承认时，才能成为“可理解的生命”）。换言之，脆弱性并非个人缺陷，而是所有生命的共有条件。在客观上，每个个体在特定情境下都可能成为“弱女”，但身处其中并不意味着山穷水尽。
《初步举证》尤其展现了在社会关系层面的脆弱感。泰莎的痛苦不仅来自身体创伤和性羞耻，还有深层的道德挫败——在最私密的时刻，她遭受了心仪者的冷漠和侮辱，对方不顾泰莎的身体不适，泄欲后直接睡去，这种行为是对泰莎作为完整人类的需求和尊严的否认。这种否认从根本上抹杀了她所期待的、细腻的、基于平等和关怀的亲密关系。在被性侵时，泰莎的嘴被捂住。这个“捂嘴”不仅是事实，也是隐喻。在文化系统中，她行为的意义和自我申辩的合理性同样被“捂住”。
最初，这种“捂嘴”通过忽视女性的主体性、将其身体作为可供占有的对象来实施。在性爱文化中，类似的反抗被无视，甚至被曲解为“享受”。而当她表达愤怒与不满时，对方像哄小孩一样进行安抚，他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如果你不开心了，我道歉”，这透露出社会共识再次将女性对痛苦的申辩立场贬低为幼稚的情绪化反应，剥夺了其严肃性。
随后，当泰莎试图通过司法程序讨回公道，她不得不借助固有的语言争取承认。法律系统要求女性在证明受害时，既要反复重述创伤，又必须保持理性客观，同时需要展现“恰到好处”的痛苦以博取共情。而男性则被赋予“积极无知”的权利以逃避责任。他们没有也不需要社会化地学会关注女性的需求和欲望，而单纯凭性表现质量来确认自身的“阳刚”。
《同意：关于性的对话》一书指出，“积极无知”现象是一种主动选择的忽视，“他们积极努力隐藏和忽视（在不知道和假装不知道的双重意义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得利益者不仅不去了解社会不公，甚至刻意掩盖自己的认知缺失。而社会默认并鼓励这种认知懒惰，使得屈从者在社会关系中持续处于结构性脆弱处境。
《初步举证》剧照。
《初步举证》展现了抵抗暴力的女性思维处于弱势时的痛苦，同时，它对脆弱性的处理超越了现象层面。演员情绪充沛地勾勒出系统性的问题，角色莽撞地冲撞出路——这条出路并非世俗意义上的胜利，而是重燃希望。首先，泰莎要求通过法庭演讲这一公共仪式，迫使社会正视她的痛苦实存着。这种叙事闯入了固有的意义系统，即便其暂时无法被接受，也获得了更多被承认的可能。其次，她在庭审中的演说，以律师的专业性将私人伤害概念化，这既是反击，也是主动塑造意义的行动。
影片的高光聚焦于庭审，而非泰莎782天的漫长抗争。同样讲述法律工作者对司法系统的失望和抗争的《蛋壳头骨》，则补充刻画了出庭准备的艰辛。这部回忆录讲述了法官助理布里·李如何在审阅堆积如山的性侵案卷时，反复触发自己幼年遭受猥亵的创伤，最终决定为自己讨回公道。“蛋壳头骨规则”是在说，当击打一个头骨薄如蛋壳的人致其死亡时，即便伤害的结果超出预料，我们依然要对他的死亡负责。这告诉我们，伤害的后果超出预期，并不能免除加害者的责任——脆弱性不是受害者的过错。
《蛋壳头骨》， [澳] 布里·李 著，黄瑶 译，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24年10月。
从文字风格上看，布里·李的叙述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滑动。如果说《初步举证》展现了女性处境的强弱转换只在一线之间，《蛋壳头骨》则描绘了女性如何在持续性的脆弱心境中，在奋力争取与自我放逐之间徘徊。两部作品都指向另一种叙事可能：脆弱的力量。当泰莎失去“证据思维”，呜咽着清洗被侵犯的身体时；当布里·李明知证据链不完整，仍选择公开“不体面”的童年创伤时——这些“不恰当”的表达，作为系统之外的“自我暴露”，不断穿刺对女性经验的格式化要求。在这些故事中，脆弱不再是需要遮掩的污点，而是缝补女性叙事的针脚。
总的来说，女性叙事是围绕着“脆弱性”展开的一个大集合，除了痛苦叙事之外，可能还包含控诉叙事、抗争叙事、复仇叙事、嘲讽叙事、嬉戏者叙事等等。我们需要创造更宽广、不带预设判断的词汇，以界定和容纳这些丰富而复杂的表达。女性故事的叙事者既非柔弱无助的受害者，也不必是无懈可击的斗士。跳脱强弱的二元评判，以兼具强度和流动性的表达，为那些尚未被命名的痛苦凿出透气的孔隙。希望有一天，沉默和言说的力量都能被看见和承认。
撰文/陈明哲
编辑/走走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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